教授观点 | 经济现象透视:傅强教授《长期利率的迷思与全球化的悖论》Q&A问答精选

发布日期:2023-12-01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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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强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策略与政策系

中文EMBA学术主任

傅强教授于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并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自2005年起执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讲授管理经济学、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等课程,被评为新国大商学院EMBA最佳教师,现任中文EMBA项目学术主任。

傅强教授曾两次当选新加坡最具影响力40岁以下商科教授,为众多金融机构与大型企业高管授课、咨询,或担任董事、监事等职务。傅强教授从事应用对策论的理论研究,曾担任德国巴伐利亚州财政部Max Planck公共税收与法律研究所、加拿大CIREQ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其学术论文广泛发表于诸如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Theoretical Economic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我们看当前的国际形势,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以及以色列与加沙的紧张关系似乎正在加剧。这是否意味着全球性的战争风险正在上升?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地区冲突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首先,我必须声明,作为一个观察者而非军事专家,我对此类大规模军事冲突持有观望态度,并认为这是一个概率问题。关于何为大规模军事冲突,其定义本身难以界定。当前,我们确实可以观察到局部冲突风险的增加,但评估这种情况的确切概率非常困难。我可以说的是,区域性和局部性的冲突将变得更加频繁,军备竞争的紧迫性将增强。这标志着和平红利的结束,这一点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如果进一步比较历史情况,我们会发现类似的问题已经被金融界广泛讨论。


例如,如果回溯至1914年,我们如何看待那时的世界?如何配置资产并对国际形势做出预测?如果在1914年询问一个时事评论家是否会有大规模战争,他可能会断言不会,并给出两个理由。首先,是经济全球化。他会指出,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经济的互相融合能够化解冲突,促进和平。他们会提到,经济已经实现了互联互通,例如,在阿根廷发送的电报可以让伦敦直接发出交易指令。这是他们对当时全球化程度的描述。

 

其次,人类已经掌握了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这本身就是一种现实风险。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自满,而应保持警惕。有一种观点认为核武器由于实现了主要大国之间的制衡,因而带来了和平。然而,这一观点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其推理并不严谨。

 

博弈论的框架表明,所谓的多重均衡,可能只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均衡状态。实际上,美国和北约的核威慑策略存在诸多争议,而且通常人们是用一个可能的结果来倒推整个过程,这在很多分析中是一种逻辑上的缺失。当前环境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使得核武器威慑机制的逻辑可能不再稳固。

 

这种机制在主要大国之间可能更为有效,但考虑到不确定性的大幅增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实际上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民主化。尽管许多人认为冷战结束后,核武器失去了作用,但现在许多国家都在积极获取核技术以弥补常规军力不足。当国际舞台上的参与者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时,所谓的强制性核威慑策略可能导致更加复杂的反应,核冲突升级的概率不一定会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军事技术正在出现一种危险的民主化趋势。从俄乌战争甚至最近的缅甸内战中,我们可以看到信息科技、数字技术和无人机的影响正在放大常规武力的杀伤力,降低军事技术的垄断性。这种所谓的“水平化”大幅缩小了大国和小国在武装力量上的差距。环境中的这些变化增加了不确定性,可能产生新的制衡形式,也可能导致更频繁的冲突。我们需要对这种量变可能引起的质变保持观察。

 

目前看到的局部和区域性冲突的概率正在上升,这种不稳定性或冲突性必然比以往更为强烈。这种常规武力的竞赛现在更为紧迫,这是我们目前所见的现实。以上只是我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请问傅老师,美国第三季度GDP超预期,消费强劲,就业市场需求旺盛,10月的核心CPI放缓,您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实现了软着陆?美联储加息是否接近尾声?您对美国政府目前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未来的经济发展有何评价?




目前,美国经济的状况确实难以评断。长期以来,许多人一直在预期美国经济的衰退。然而,上月底发布的三季度GDP增长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增长了4.9%,这在市场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经济领域,可以说我感到更加自信,因为这意味着回归到了一个更为熟悉的状态。美国一家名为Nationwide的保险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形容这份数据是关于谦卑的练习,提醒人们应保持谦卑——许多人对此都有误读,包括我自己。尽管我对美国经济一直持乐观态度,但三季度的增长速度是我未曾预料到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经济的基本面非常强劲,消费需求旺盛。值得注意的是,如我在近期的一些演讲中提到的,目前经济中的去库存周期已经结束。因此,先前增长的放缓,在一定程度上是技术性去库存所导致的拖累。因此,我认为,在持续的货币紧缩环境中,美国经济实现软着陆或避免衰退的概率非常高。我们仍需要保持观察,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美国在经济政策上的成功,对全球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去库存的结束意味着美国的进口需求将回升,这对出口国来说是利好消息,也是全球经济的好事。因此,我对美国经济保持乐观态度。即使出现衰退,我认为它将是一次较为温和的技术性调整,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对于高利率的影响,我认为这一影响是边际的,并不应被过分放大。例如,尽管目前房贷利率有所上升,但美国有40%的家庭已还清抵押贷款,不受此影响。其他许多家庭在低利率时期已锁定利率,因此,实际受影响的家庭数量是少数,这一影响并不严重。在劳动力市场上,供需缺口虽有所缩小,但依然存在,失业率仍处于历史低位。

最近有分析通过萨姆定律来预测衰退风险,对此我持保留意见。当前整体经济环境与历史有显著不同,尽管失业率略有上升,但仍处于历史底部水平。考虑到疫情后劳动力市场基本面的变化,它可能已经脱离了过去的模式。因此,我认为衰退的风险相对较低。


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强劲,其中一大优势是能源自足,这一点及其粮食资源优势构成了其抗风险能力的基础。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疫情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持续超越疫情前的趋势。


我认为,这背后有两个因素



第一,疫情和去全球化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倒逼了生产力投资,促进了技术应用。例如,疫情促使人们必须使用Zoom等技术,这本身就是技术应用的一种推动力。


第二点就是说科技发展对生产力的推动可能已经有所体现了科技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大家所关注的AI,当然全面的影响AI生成式的AI,人工智能它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可能我们现在去评价它还为时甚早,或者说去看到它的权力影响,这可能还要有几年的时间,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吧?但是这种影响或者说这种推动可能在一些层面上可能已经有所体现了,我们需要去继续观察它,所以总体上来说我对美国经济相对来说会比较乐观。


在美联储的加息周期方面,我个人观点是,短期基准利率,即政策利率未来继续升高的可能性较低。同时,我预期明年会出现大幅降息的可能性同样不大。换言之,尽管较高利率的概率不高,但利率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这些是我个人的判断。




有人把当前中国经济比喻成90年代的日本,还有人认为更像70年代的苏联,您认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哪些主要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应采取哪些措施来稳定和刺激经济增长?您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哪里?




在讨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时,必须指出这是一个极为复杂且多面的议题。我将从宏观的角度进行评价。事实上,中国在许多方面与日本相似。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伊藤隆敏教授曾编制了一个衡量日本化倾向的指数,该指数从数据综合分析的角度,评估哪个经济体更具有日本化的特征。

从2011年至2016年间,最类似日本的经济体并非日本本身,而是欧洲。如今,这一称号转移到了中国。中国显示出众多与日本相似的特征: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放缓、低通胀、高债务水平,以及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压力。即便在经济制度的细节上,中国在面对经济下行风险时的应对策略,例如债务问题,与日本也极为相似。

然而,中国与日本也存在显著差异。首先,就整体收入水平而言,中国与1991年的日本相比还有明显差距。中国国内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也很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而中西部地区则仍属于欠发达经济体。此外,中国民众在开放程度和创新性积极性方面可能优于日本。

长期来看,中国仍具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从个人角度出发,我认为中国的局势并非如某些观点所示那般悲观。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两个显著问题是房地产市场和通缩。房地产市场对上下游产业的影响巨大,一旦增长停滞且无其他增长动力补充,便成为一大挑战。另一方面,无论是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还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都指向通缩趋势。通缩,简而言之,是价格下行的现象,其原因归结为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

这两者实质上关系到供需平衡的问题。


需求不足或供需不平衡可能源于多种原因,包括市场信心不足。然而,归根到底,这反映了中国经济深层的结构性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侧重于供给侧,经济增长通常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或工业产能扩张来刺激。供给侧不断增强,而居民收入份额相对较低,导致国内消费需求无法匹配不断扩张的产能供给。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便是国内需求不足以吸收国内产能。供求缺口传统上依靠出口解决,但当下形势发生变化。首先,中国已成为庞大的经济体,外部世界无法完全吸收其产能。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前后为例,当时世界经济体量足够大,能为中国提供充分的市场。然而,现在中国经济占全球的17%,外部世界是否能继续提供足够的需求来源,是一个疑问。尤其是在当前可能整体收缩的世界经济环境下,这一挑战更加凸显。

在考虑中国的经济战略时,必须认识到中国并非卢森堡,两者的经济结构和国际影响力有着根本差异卢森堡的出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中国的过剩产能如果依赖出口解决,则可能导致对其他经济体的过度挤压,从而引发外部市场的抵制。中国的制造业产能不断扩张对全球经济的潜在影响值得深入思考。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这一矛盾可能会日益凸显。


例如,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提出,中国对欧洲经济根基的影响是由于输出过剩产能。在中美关系广受关注的同时,我认为中欧之间的对话在下个月将比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更加重要。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更具象征意义,而中欧对话则具有实质性的重要性。我担忧的是,这可能导致更广泛的贸易壁垒的设立。

近期一位经济学家提出中国经济的“新三驾马车”概念,指的是基础研发、产业升级、科技金融,这些我都赞同。但需注意的是,这些驱动力都集中在供给侧。如果不解决国内供求平衡的问题,这些措施甚至可能加剧内部的不平衡。生产力的提高可能导致供给进一步扩大,从而使供求缺口进一步扩大。

因此,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是,除了追求速度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走得更远。这需要通过有效地提升国内居民收入,增加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以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在讨论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时,我希望大家能深入思考的一个关键点是: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始终是国内问题而非外部问题。




11月18日-19日发生了很戏剧性的事情,openAI的CEO Sam Altman被罢免,11月19日又被撤销罢免。openAI的内斗,也说明了人工智能已经在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发展。人工智能的崛起,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请教一下傅老师对AI发展的看法。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此问题引人深思,我记得在今年的一次课程中提到,我自己也面临着许多人共同经历的一个现象,被称为“FOMO”(Fear of Missing Out)——即害怕被时代抛弃。目前,许多人担忧AI技术的飞速发展将会使他们落后。因此,我对人工智能保持高度关注。尽管对于最近周末发生的事件,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很难对公司内部的具体情况作出评价。


然而,我想强调的是,这些讨论与我们今天的公开课是息息相关的。经济增长缓慢的背后因素之一就是生产率增长的停滞,而这种停滞背后的原因是缺乏革命性的技术进步。目前,我个人认为我们可能正处在一个转折点,这一转折点的催化剂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应用的推广。这对于生产力的提高将起到革命性的影响。

正如Robert Gardner所述,历史上蒸汽机、铁路和电报曾经引领技术革命,类似的情况在军事技术民用化方面也有发生。当前,人工智能(AI)可能再次扮演这样的角色。虽然有一段时间我对AI技术感到忧虑,担心它会使我们这些人变得无用,但经过冷静思考,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AI应该还是将起到互补性作用。


它尚不能完全取代人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将大幅提高知识传播的效率,全面提升劳动生产率。


举例来说,在生物学和生物医药研究领域,AI技术可能会对研究范式和方法产生根本性的变革。我对人工智能在经济增长方面能够提供的高价值持乐观态度。我们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尽可能了解技术发展的前沿。尽管我们无法洞悉公司内部的具体情况,但了解如何应用AI工具,将它们集成到我们的工作中以提升生产力,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努力研究和拥抱的方向。




在当前区域化与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像新加坡这样受益于全球化的小国家将会如何发展?




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新加坡位于东西方文化融汇的十字路口,可以说它在全球化进程中享受了巨大的红利。然而,当前全球化的逆流以及地缘政治的动荡局势对新加坡来说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和威胁。我常常参加一些活动,包括本地企业家和一些智库的活动,这些专家也都对当前的局势感到担忧。



在我看来,风险是存在的,但同时也为新加坡带来了重要的机遇。尽管全球治理面临许多挑战和根本性问题,但现在区域整合的机会对新加坡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我今天提到的Middle Power,发展中大国的崛起,这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机会。

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可能是印尼这样的经济体。对于新加坡来说,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许多企业可能会进军东南亚市场,并在产业链重组中寻找发展机会。如果他们决定进军东南亚市场,很可能会选择将自己的第一站或者公司区域总部设在新加坡,以利用新加坡的专业资源寻找发展机会。

这类似于过去要进入中国市场时,先将公司设在香港的情况。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将抓住产业链重构的机会。为什么许多人看好印尼呢?因为印尼不仅是一个区域领袖,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同时拥有丰富的资源,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与中美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所以它受到了许多资本的青睐。


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如果要进入印尼市场,很可能会将新加坡视为第一站。在当前这种fragmented的globalization的时代里,并不是完全分崩离析,而更多是寻求一种距离,在安全的距离内进行资源整合。我认为新加坡在这方面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认为机会远大于风险。这是我对新加坡的看法。




内容来源: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EMBA师说新语大师讲堂(第五季)【傅强:长期利率的迷思与全球化的悖论】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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