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动态 | 左罗教授专著《会计经济学》正式出版

孔子尝为委吏者，曰：“会计当而已矣”。

“会计”一词，并不陌生。说起会计，大家多半会想到账本、报表和一丝不苟的核算，觉得这是随现代工商业发展起来的行当。很少有人留意，“会计”二字的根脉早已深植在中华文明的源头，藏着一段从上古流传下来的旧事。

相传上古大禹治水功成，天下初定，晚年他在江南茅山召集四方诸侯，汇总稽核各方功德，论功行赏。这场盛会结束后，大禹便病逝于此，就地安葬。后人为纪念这件事，将茅山改名为“会稽山”。《史记・夏本纪》里明确记载：“会稽者，会计也。”这是“会计”最早的源头——它诞生的初衷，不是趴在案头记账，而是对功绩的汇总、对权责的核验、对秩序的厘定。

到了周代，朝廷设立专门官职掌管天下财赋，定下了“月计岁会” 的规制：日常零散的清点核算，叫作“计”；岁末全局的汇总稽核，叫作“会（kuài）”。古人说得清楚：“零星算之为计，总合算之为会。”从这时起，会计就天然包含了两层内涵：底层是如实记录，上层是全局研判与治理监督。

而“会计”作为财务核算的专用名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传世典籍中，是在《孟子・万章》篇里。孟子和弟子谈论士人的行事本分，举了孔子年轻时的例子。二十岁左右的孔子，曾做过管理库房的小吏，主管账目核算。他虽职位低微，却事事尽心，只说了一句话：“会计当而已矣。”在孔子看来，做会计的本分，无非就是账目准确、行事妥当、恪守本分。简简单单一个“当”字，定下了这门行当最核心的准则。

这之后，会计的身影就始终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战国时孟尝君广招门客，开口便问门下：“谁习计会？” 应声而出的，便是后来 “焚券市义”、为孟尝君谋得身后退路的冯谖。到了汉代，朝廷更是设立专门官职打理全国会计事务，著名的理财家桑弘羊，就曾主管天下会计之事。从诸侯门客到朝廷重臣，会计从来都不只是拨弄算珠的账房，而是参与治理、权衡得失的关键角色。会计的内核里，藏着对规则的敬畏、对真实的坚守、对全局的权衡。

放到今天，这个道理依然成立。如今AI财务工具越来越成熟，贴票据自动生成凭证、输数据一键产出财报，过去耗费数日的核算工作，现在几秒就能完成。那么问题来了：既然AI都能把账算得又快又准，我们普通人还有必要懂会计吗？

我认为，答案其实就藏在“会计”这个词的本源里：AI能完美胜任“计”的工作——标准化的记录、精准的核算、规整的报表，机器都能做得比人更好。可“会”的功夫——看懂数字背后的权责边界，判断账面利润的真实成色，权衡一项决策的长期成本与隐性代价，乃至守住“当而已矣”的准则与底线，永远无法被算法替代。

当然，我们不必人人都成为持证的专业会计师，但身处商业社会，小到打理一门副业、判断一笔投资，大到看懂一家企业的经营逻辑、理解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则，懂一点会计的底层思维，就能帮我们绕开“纸面富贵”的陷阱，穿透表象看清事物的经济实质。这种直达本质的判断力，恰恰是AI时代最稀缺的能力。

最近，我相识十一年的好友、也是长期学术合作伙伴新加坡国立大学左罗教授的力作《会计经济学》中文版即将在这个月底正式上市。这本书跳出了传统会计教材重规则、重操作的路径，从现代经济学与公司金融的第一原理出发，系统阐释了会计制度的本源、价值与运行机制，能帮读者真正建立起底层的会计思维。下面是我为这本书撰写的推荐序，分享给大家。

非常荣幸能有机会为《会计经济学》中文版撰写推荐序。我和本书作者之一的左罗教授已结识十一年了。其实早在2013年，我就听说一位刚从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毕业的华人青年才俊到美国常春藤名校之一的康奈尔大学任教。由于他的名字——左罗，和我儿时记忆中的那位经常戴着黑色眼罩、身披黑袍、爱到处画字母“Z”的西方英俊大侠同名(虽然汉字不完全一样)，我很快就记住了这个名字。

不过，我与左罗教授真正意义上的结识，是在2015年。彼时，我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工作并担任院长助理，负责学院和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合作的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MBA项目。当时，项目工作刚刚启动，很多细节如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学籍管理、项目运营等尚未敲定。我至今仍然印象深刻，那年2月，在大雪纷飞的寒冷冬季，我率队到伊萨卡和康奈尔大学的合作伙伴会谈并敲定诸多细节。会议间隙，在赛奇楼(SageHall)的走廊上，我忽然听到有人用中文喊我。回头一看，一位身形略显清瘦却干练挺拔、眉宇间带着书卷气的年轻人笑眼弯弯地站立在我的面前：“我叫左罗，在这里的会计系工作。很早就听说你的大名，想和你认识一下。”很自然地，我们从此熟悉起来并开始了长时间的学术合作。虽然我们的研究方向和兴趣不完全一样，但愉快的合作让我们在一次次思想碰撞的火花里，在金融学与会计学的交叉领域寻得共识，完成了多篇发表于顶刊的学术论文。左罗教授于2017年快速晋升为长聘副教授(2022年晋升为长聘正教授)，此后作为康方代表参与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MBA项目的管理工作。从此，我们的交流从学术研究拓展到项目的行政管理，成为非常好的朋友。2023年，左罗教授加盟新加坡国立大学，身处同一时区使得我们的交流更加没有障碍，学术合作成果如井喷爆发。特别是在我2026年2月回到母校北京大学工作后，左罗教授专程到我在光华管理学院的办公室探望并交流，相谈甚欢。

在多年的合作中，我深切感受到左罗教授内心深处对于学术研究近乎虔诚的执着、极致的严谨与深沉的敬畏。这种对于学术发自内心的挚爱，使得他对会计学的理解与洞察，兼具穿透表象的深刻与独辟蹊径的敏锐。如今，左罗教授在自己博士毕业13年之时推出《会计经济学》这本力作，是他学术走向完全成熟的重要标志。这本书不仅对会计制度的本质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更是在现代经济学与公司金融理论基础上，对会计为何存在、为何重要进行了本源与价值层面的系统阐释。对于希望理解会计制度背后的经济逻辑、契约功能与治理机制的读者而言，本书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会计不是冰冷的数字游戏，也不仅仅是账簿上进行记录与报告的技术工具。会计本质上是一套激励设计与信息治理的制度安排。在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普遍存在的现实中，会计制度能够帮助企业界定权责、传递信息、约束代理行为。可以说，会计是企业的“神经系统”，既能传递信息的脉冲，又能调节利益的平衡。这一点，最早可追溯至两位学术巨匠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与威廉·梅克林(William Meckling)于1976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理论：经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and Ownership Structure)。在这篇奠定现代公司金融与契约理论基石的文章中，詹森和梅克林写道(pp.338-339)：“假设，债券持有人(或外部股权持有人)认为，通过编制详细的财务报表(如通常公开发布的会计报告所包含的内容)来监控经理人的行为，是值得付出成本的。如果经理人自己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这些信息(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出于自身内部决策目的收集了大部分所需数据)，那么他就有动机事先同意承担提供这些报告的成本，并请独立的外部审计人员对其准确性进行认证。”

这段话揭示了会计制度存在的核心经济动因：解决代理问题、降低契约成本、提升组织效率。会计信息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的完美无瑕，而在于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契约提供可观测、可验证、可执行的基础。

本书正是以此为出发点，从第一原理出发，构建了一个清晰、严谨且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作者不仅系统阐述了会计信息在企业内部决策、契约执行与治理中的作用，还深入分析了会计准则设计中的权衡、盈余质量的经济后果，以及资本市场中信息披露的制度影响。这种分析视角，既契合现代经济学的逻辑推演，也深刻回应了现实制度的复杂性。在这本书里，左罗教授更像一位向导，带着读者从“是什么”走到“为什么”，再抵达“有何意义”的价值之境。

我特别欣赏本书在方法上的融合性：跳出理论的空中楼阁，让抽象的逻辑落地。左罗教授将会计问题还原为激励、信息与制度的问题，将抽象理论与实务现象紧密结合。这种以制度经济学与契约理论为基础的会计研究范式，正是近年来国际一流会计研究的主流趋势，也正是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理论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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