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重塑：“新加坡+1”与东南亚产业融合新趋势 | 新山论坛圆桌讨论精华总结

李部长您在推动新柔经济特区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它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

换句话说，您认为它是一个阶段性的“窗口期”机会，还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战略？

它是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整合的引擎，还是地方发展的示范？能否请您从马来西亚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为我们解读一下？

柔新经济特区是在两国总理的见证下，由两国部长正式签署合作协议的重要项目。关于它究竟是短暂的窗口期，还是结构性的战略调整，我认为，无论是在柔佛、马来西亚，还是在新加坡，政策相关领域的各方已经非常清楚，必须进行转型——从依赖地理优势的“红利”，转向依托制度优势的长期竞争力。

即便未来地理优势削弱，例如其他地区通过大型工程打通新的交通航道，柔新经济特区也应凭借制度与政策的配合、互补和协作，形成可持续的合作模式。

李部长刚才的回应也让我倍感信心。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探讨东南亚及东盟经济相当长一段时间。从民主制度、人口规模到地缘位置，东盟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然而，东盟由十个不同的国家组成，文化、语言及制度环境各异，如何实现有效整合、推动供应链优化、形成更大的统一市场，一直是面临的挑战。

因此，我们也希望柔新经济特区的实践，正如李部长所说，能够发挥良好的示范作用，使东盟经济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并展现应有的影响力。

刚才李部长与杨教授都提到，这一次的合作将与以往有很大不同，能够在制度层面实现更多协同，并形成更强的优势互补。我也想请杨木光教授从新加坡的角度，与我们探讨一下：站在新加坡政府和国家战略的立场，新加坡是如何看待“新加坡+1”模式及柔新经济特区对企业的价值？

我刚才已经提到过，新加坡在发展中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在碳排放方面，必须在规定年限内完成减排目标；在人力资源和国土面积上，也有先天的扩展限制。柔佛与新加坡的关系非常特殊，两地紧密结合、相互依存。举个简单的例子，自来水供应就是互补的，这并不是单向的给予，而是彼此依靠。

正因为如此，我特别强调，柔新经济特区与此前两次合作的性质并不相同。正如李部长所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全球局势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关键时机。新加坡能够提供的，正好是柔佛所缺乏的；柔佛具备的，正好是新加坡所没有的。本次在两国总理见证下签署的合作协议，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两个政府分别管理，而是致力于将两地充分连接、深度融合。

我们的角色是“促进者”，推动两地在互补共赢的基础上，把经济效应最大化，实现“1+1＞2”的效果。放眼整个东南亚，尽管十国在文化、语言与制度背景上差异显著，但在当前国际政治格局下，各国普遍认同必须尽全力合作，打造共同市场，才能发挥作为全球第五大、未来有望成为第四大经济体的潜力。

当然，最终成败不只取决于政府协议，更在于企业能否抓住机遇、做好布局。只要充分利用当地的客观条件与政策支持，把企业重新定位并推向更高水平，这一合作就能长久持续。

柔新经济特区与当年的港深合作也有显著不同。当年深圳还只是农田，而如今的柔佛已在制造业等多个领域具备相当优势。这次提出的11个重点行业，本身就有坚实基础，如果再结合新加坡的优势与资源，并有效发挥其经济作用，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非常感谢刚才杨木光教授的分享，我自己有几个重要的收获，其中尤其突出的一点是——柔佛所需要的，正好是新加坡所具备的；而新加坡所需要的，也正是柔佛所拥有的。两地在资源上存在着非常良好的互补性。很多时候，我们在谈合作时，更应关注这种天然的契合度，是否具备这种互补性与适配性。

在柔佛与新加坡的关系中，这样的条件显然是存在的，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基础。但对于企业来说，也需要从自身角度出发进行思考。刚才杨教授提到，现在的环境和舞台已经搭好，最终还是要看企业如何行动。企业需要判断自己所在的产业、所从事的业务，是否契合当地政府在产业发展与经济布局上的重点方向。

从这个角度看，很多企业都会关心——我所在的行业在特区是否受到欢迎？是否属于政府重点鼓励的领域？因此，我想请李部长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为我们解读：目前特区最鼓励和支持的产业类型有哪些？是否存在一份公开或不公开的重点支持清单？在产业优先级方面，是否会有明确的优先考虑？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两国已经明确同意了需要重点合作的11个领域，包括制造业、旅游、物流、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这些方向都是双方共同确认的合作重点。

但作为一个开发区，推进过程中仍然会有先后顺序与轻重缓急之分，我们需要优先考虑哪些领域能够快速带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会相对优先鼓励制造业发展。这也是基于以往合作的经验教训——在第一次、第二次合作时，虽然有大量地产商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人口规模不足，消费力和市场支撑力都不够，导致发展速度受限。

感谢李部长的回答。可以看出，柔佛对于当地及新区的发展战略，都有着深思熟虑的考量，并且吸取了历史经验中的宝贵教训。刚才从政策层面，我们已经听到了一份非常清晰的解读。

接下来，我想把话题转向罗潇先生。作为吉利马来西亚汽车高科技谷的负责人，您不仅是行业的领军人物，也一定有很多来自企业角度的第一手经验。想请您谈谈，在推动吉利马来西亚汽车高科技谷发展的过程中，您与政府在产业方向上的互动是怎样的？是否有明显的感受，哪些类型的企业更契合当地的发展定位，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

这一轮马来西亚政府在政策制定上的配合度和精准度都非常高。在东南亚电动车竞争中，马来西亚可谓“一枝独秀”，仅次于印尼。这与上世纪80年代燃油车时代泰国和马来西亚采取的不同产业政策有明显对比。当时，泰国成为燃油车制造中心，而马来西亚坚持发展自主品牌。如今，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马来西亚的整车与零配件产业政策非常精准。

此外，我们与政府的互动也很深入。吉利马来西亚汽车高科技谷计划已被纳入马来西亚2025年国家预算案，是预算案中为数不多的由私人资本与政府直接协作推动的重大项目。也欢迎各位有机会到我们的基地参观交流。

刚才我们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观察新柔特区的发展机会。接下来，我想请邓素平女士分享您的看法。

您在服务客户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也曾帮助过许多外国企业，包括不少中国企业，在本地成功落地。能否结合您的实践经验谈一谈，从您的角度来看，哪些产业在新柔特区可能具备一定的优势，更有可能获得成功？也请您为在座的企业家朋友们提供一些参考建议。

在柔佛，已经有不少E&E产业的现有企业，例如KEMS、Celestica等。因此，如果我们要推动更高端的制造活动，包括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以及其他高附加值领域，E&E产业将会成为带动这些行业发展的关键。

此外，我认为另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是物流与分销。新加坡在空间资源方面有一定局限，而柔佛则具备土地优势。正如刚才杨教授提到的，我们是在彼此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合作，而这正是未来推动发展的关键所在。

非常感谢邓女士的精彩分享，让我想到了我们常说的“第一性原理”——任何事情都要看它的根本。刚才杨教授，无论是在keynote speech还是在圆桌讨论中，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想再强调一次，让大家有更深的印象：马来西亚本身拥有非常丰富、深厚的产业基础。正如邓女士所说，任何时候都要发挥自己的强项。

在制造业方面，李部长也提到，这是新柔特区重点鼓励发展的方向。细分来看，马来西亚在电子产业已经有长期积累，不论是产业链还是人才优势，都有坚实基础。我相信在当前形势下，这一领域能够走得更远，并为后来者带来更大助力。

电子产业的外溢效应也非常显著，不论是先进医药，还是AI、大数据、计算等领域，其基础都来自电子产业。因此，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李部长和杨教授也都提到，新柔特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无论是空运、海运、陆路，还是互联网互联互通，都具有优势。

如果这里能成为产业枢纽，就能进一步发挥互联互通的优势。而实现这一点，需要物流行业的助力，为本地带来更大的发展动力。

这就是因势利导。非常感谢几位的分享。我想我们确实现在讨论得越来越落地，也越来越具体。

但是，除了描绘美好前景，我们也需要看到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吧？大家心里肯定也会有一些隐忧。我们要正视这些问题，避免在落地过程中因为期望过高而产生落差。

因此，我们需要更全面地了解。接下来，我想从企业的角度，先请两位有实操经验的朋友来谈谈。罗潇先生，毕竟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涉及到很多制度对接的问题。您在与马来西亚政府对接、设厂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制度磨合不一致的情况？有哪些流程是后来者需要特别注意、避免给自己带来阻碍或困境的？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一轮企业出海到马来西亚，与几年前相比，在基础逻辑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更多是基于关税逻辑，这是临时性措施；而现在，关税已不是核心，更重要的是供应链重组，而且是深化阶段，不再是“中国+1”的起点阶段。

从今年开始，我们明显感受到，大型企业和供应商在来马之前，最关注的是供应链问题。只有摸清供应链，才能获得成本优势。做制造业的人都明白，最终拼的就是成本：货能卖到哪里、能卖出去、还能把钱收回来。如何利用马来西亚现有的供应链优势，是最大的难点。

以前企业来马设厂，首先看地选址；现在更多是先让供应链部门来调研，思考如何利用马来西亚及整个东盟的原材料和半成品，而不是全部从中国运来。这直接决定了工厂的竞争力，也影响后续获取原产地证明、本地增加值比例以及投资局税收优惠等。

第二个关键是全球化运营能力。到异国他乡，考验的是管理能力和资源组织能力。比如，我们的供应商99.99%是从新加坡转来的，因为在东南亚设厂并不等于只在一个国家设厂。可能在印尼建厂是为了原材料，在马来西亚做深加工（因供应链完整、人才素质高），而在劳动力密集的国家做劳动密集型生产。这是跨国分工的逻辑。

回到吉利的案例，大家熟悉它的收购故事，但生产比收购难得多，因为生产要把人、机、料都放出去。制造业的核心是人：能否在当地找到、管得住、管得好的人，并充分调动本地人力资源，例如利用马来西亚的印尼裔人群拓展印尼和中东市场，利用印裔人群做印度市场出口。

机器相对容易，中马自贸协定下大部分设备免关税进口。至于原料，又回到供应链问题。真正区分企业水平的，是如何用好本地人力资源（强调多样性而非单一效率）、如何整合本地及周边国家的供应链（强调组合能力而非高速响应）。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好的企业并不多，这才是决定出海成败的根本要素。

非常感谢。刚才罗潇先生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观点——企业出海的生存能力在于生态构建能力，也就是如何在本地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引领生态发展。稍后我会从政策层面向李部长提问。

在此之前，我想请邓女士从为客户服务的角度分享一下经验。我们有很多校友和朋友在马来西亚落地时，会在不同的投资特别区、产业园区之间做选择，决定落脚点。请问从您的观察来看，比如新柔特区在制度、税务、审计、合规等方面，与马来西亚其他园区或特区相比，有哪些不同？

从我的角度看，关键是要在一开始就明确，不同地点分别要开展哪些业务活动。

比如在“新加坡+1”模式下，传统上新加坡常设有研发中心或共享服务中心，而制造环节可能放在新山或马来西亚其他地区。因此，首先要明确每个地点的职能与活动分工，这一点非常关键。

其次是转让定价问题。如果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别承担不同的业务活动，就涉及两地利润分配，需要事先规划清楚。

第三是税收优惠。在申请税收优惠时，通常需要符合转让定价政策要求，否则可能影响资格。

最后是移民与人员流动。跨境工作的人员必须符合相关签证与工作准证要求，否则会在入境或工作许可方面遇到问题。

邓女士的回答非常有逻辑性，直指问题的本质——在新柔之间实现资源互补，核心是“在合适的地点做合适的事情”，充分利用区域内不同位置所具备的独特优势。这与罗潇先生提到的产业布局观点高度呼应。

无论是在转让定价还是人员流动方面，都需要思考如何将本地优势最大化利用。这样的回答深入而直接，也带来了很多启发。

接下来，我想从产业集群生态建设的角度，把问题转向政策层面。企业出海、在本地构建新生态，都需要政策上的支持。请问李部长，从马来西亚尤其是柔佛州政府的角度，如何在政策上实现这一目标？如何吸引资源匹配，推动上下游企业集群发展、互相强化优势？在配套政策方面，您的思路是什么？

在执行上，很多事项需要与企业单独洽谈，因此设立了一站式办公室，以便深入对接。他强调，特区不能只是“画大饼”，要如实呈现优势与挑战，并提醒尤其是中国企业，要注意东南亚的复杂性——各国有不同的语言、货币、法律体系，甚至分为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

目前，政府确定了11个重点领域及部分细分领域，并在柔新特区内给予配套支持。同时，对于氢能、未来科技等前沿领域保持开放态度，愿意了解并在必要时调整政策。

现在我想把话题拉回到新加坡，延续杨教授主题演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经常谈到“互补”，尤其是在第三次新柔合作的尝试中，要区别于过去单纯的外包模式，而更多地强调协同、分工与互补。

那么，我想请杨教授从新加坡的角度谈一谈，如何形成这样的互补关系，如何摆脱过去单纯的外包形式？对企业而言，又会带来哪些启示？您怎么看？

第二，为什么，要搞清楚你进入这个市场的原因、逻辑和优势。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三个问题，“我在哪里？”这关乎企业的定位和资源配置。政府能给的是平台和辅导，但政府不是上帝，不能包办一切。新加坡在任何合作中，都会先问清楚：我到底要什么？我是什么？我在哪里？我有什么？然后才决定路线和目标。

新加坡之所以能早早布局，是因为它在利用马六甲海峡等先天优势的同时，20多年前就投资了海底光缆。放到新柔特区来看，马来西亚柔佛州有很好的基础，新加坡在多个领域有优势，两地的互补性很强。但要明确，这不是两国政府合营的园区，而是一个相对自由发展的模式，核心是互联互通、互动互补。

现在很多互通政策已打通，两地企业能连接全球市场，尤其是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市场。老板们常有痛点：租金高、成本高、人工高，还希望政府给补贴，但补贴多了也会带来副作用。新柔合作的机会在于，从各个基础层面赋能企业，把条件用好，把问题提出来，通过一站式办公室等渠道反馈。

最后我想提醒大家，不要用过去的思维模式看今天的合作。疫情已经改变了商业环境和经营思路，新的模式需要新的尝试。新柔特区的条件非常好，但能不能成功，还得靠我们一起推动。

就是所谓的“天时地利”，我想请您站在国家战略与国际局势的角度，谈一谈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过程中，新柔特区会处于一个怎样的战略位置？您对它未来的发展又有哪些期望？

我也想用这个例子鼓励企业家们——要朝这个方向去走。新加坡有它的优势，而刚才我们也提到，新加坡缺的，柔佛都有。那现在最大的隐忧是什么呢？我觉得不是说我们好不起来，而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还不够紧密。别担心一些小摩擦，那些都是小事，真正的大问题是全球局势的大环境。面对这种环境，我们只能抱团取暖。

就像傅老师演讲里提到的，德国已经醒过来，开始做回该做的事。我相信马来西亚也是一样，新加坡会更加务实，清楚地知道该抱谁。当年我们抱着中国、苏州，如今我们就要抱着柔佛——不用想太远，就是这么直接。

电话：

邮件：embac@nus.edu.sg

地址：

新国大EMBA招生办公室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研究生办公室

NUS Business School, 15 Kent Ridge Drive, 

Singapore 119245

网站：embac.nus.edu.sg